政府要先給窮孩子活路莫急著關停打工子弟學校

應先將后續安置政策征求民意 再發布關停命令

其實這不是筆者第一次聽到類似的新聞，相信這也不是后一次聽到類似的新聞。在很多人討論該不該關閉這些學校的時候，還是討論點比較實際的問題為好：既然政府堅持要以各種理由關閉這些“非法的”打工子弟學校，要先為這學生提供符合他們需求的受教育權和機會。先解決了眼前的實際問題后在討論是不是該關閉這些學校的問題。

3萬孩子在這些學校哪里就讀，享受什么樣的教育質量，這既是家長關心的問題，也理應是關閉這些“非法”學校的前提和基礎性條件。如果政府真的這樣為這些孩子家長著想，這就可以避免如今民眾普遍不認可政府所為的尷尬境地。

要求打工子弟學校具備公辦校標準 實乃癡人說夢

依照北京市官方的政策語言來看，這些打工子弟學校達不到辦學條件，辦學許可證、房產證，校舍為違法建筑，存有安全隱患。按《北京市中小學校辦學條件標準》的“基本標準”規定，校園面積至少要達到15000平方米，校舍總使用面積至少3587平方米，其中體育場地應當滿足相應學校規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環形跑道等。我寧愿這樣揣摩的這一行政行為的善意：北京市有關政府部門希望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尤其是生活在北京底層的農民工子女進入達到基本辦學標準的學校接受教育，解決“上好學”的問題，這一舉措也是“為了孩子”。但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能達到目前規定的辦學條件的多是北京市公辦學校，沒有政府的支持而要打工子弟學校達到這些辦學條件，無異于癡人說夢。

強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進公辦校 政府不能一廂情愿

能讓孩子進入公辦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享受北京的教育資源，對進城務工人員而言應該是一件好事。如果政府有關部門的工作做到位，絕大多數進城務工人員應對這一做法持非常歡迎態度，他們其實更愿意相信公家學校的教育教學水平。

現在看來，決策者在做出這個決策前并沒把工作做到位。明顯的一點就是，根本沒有為這三萬名學生到哪所學校讀書考慮過。譬如是否調查過這三萬孩子為什么要到打工子弟學校讀書，在關停這些打工子弟學校時方能有針對性地分流安置。他們是無法進入離家近的公辦學校讀書，離近的公辦學校太遠，還是家長無法辦齊“五證”(所謂“五證”是指，家長或監護人持本人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

教育主管行政部門如果做好這些調查，并有針對性地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降低這些孩子進入公辦學校就讀的門檻，在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的同時，切切實實地在此就讀孩子“有學上”，他們能繼續進入學校接受教育而不過多增添家長和孩子的麻煩。

出身寒門也該得到陽光 “五證”不應成為義務教育的阻礙

當然，如果真得進行了這方面的調查，肯定會發現一些孩子的家長很難辦齊“五證”。因為在這些學校就讀的孩子的家長不少是菜農、商販、臨時工，甚至不少靠拾荒為生。要是嚴格遵守“五證齊全”才能進入公辦學校的政策規定，打工子弟學校又遭遇關停的命運，不少孩子則因此會失去在北京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其實即便有一個孩子的家長無法做到“五證齊全”，就以此為由剝奪其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都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何況還有一個群體的存在。正是這個無法辦齊“五證”的家長群體存在，才使得打工子弟學校有其存在必要性。這些學校至少可以讓這些孩子在接受教育的同時還可以與父母團聚。

在目前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上，《中國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堅持以輸入地政府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確保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但所謂“為主”就意味著不能將解決這一問題的寶全押在流入地政府和公辦學校的身上，在流入地政府和公辦學校尚沒有完全發揮作用的角落和縫隙中，一些打工子弟學校就很有存在的必要，他們至少解決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尤其是生活在城市底層、無法辦齊“五證”的農民工子女“有學上”的問題。

教育公平被視為社會公平的基礎，這群出身寒門的打工子弟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無法選擇自己在哪里接受教育，也無法選擇未來人生起航出發地點。他們應該學過“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的歌謠，北京天安門是他們渴望看到的地方。等他們到了天安門，他們能否真得看到太陽的升起，能否真得得到陽光的照耀?這既有賴于社會的努力程度，也有賴于政府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基礎的“公平”。